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，中國共產黨先后經歷了大革命失敗與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敗兩次生死考驗。經歷了大風大浪的共產黨人愈加堅毅與成熟，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愈加深刻，走向了獨立自主的革命新階段，實現了中國革命事業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。

大革命失敗后，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革命戰爭。1927年4月12日，蔣介石突然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。江蘇、浙江等省也相繼大規模搜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，中國共產黨遭遇了極其嚴重的困難。據黨的六大時不完全統計，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，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竟達31萬之多，其中共產黨員2.6萬余人，這對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來說，是一次極其嚴峻的生死考驗，工農奮起的潮流被湮滅，僅剩些許火種。在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下，革命前途仿佛已變得十分黯淡。中國革命向何處去呢？

緊急時刻，中共中央立即在漢口秘密召開八七會議，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，毛澤東指出務必要有自己的“槍桿子”，提出了“槍桿子里出政權”的論斷。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，給黨指明了新的出路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、被征服、被殺絕。真正的革命者是嚇不倒的，他們揩干凈身上的血跡繼續戰斗。一些追求進步、向往真理的人士，在革命危急時刻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隊伍，受盡壓迫的工農群眾重新在黨的周圍逐步聚集起來。涓涓細流，終成大海。

方向既明，何懼路險。黨中央派出許多干部分赴各地，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，領導了著名的南昌起義、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。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由此誕生，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新時期。

毛澤東開辟中國特色革命道路，革命開始走向復興。八七會議后，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回湖南，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，進攻長沙。在各路起義軍進攻損失嚴重之時，毛澤東當機立斷，令起義各部隊停止進攻，退到瀏陽縣文家市集中。9月19日，各路起義部隊到達文家市，毛澤東即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，改變了攻打長沙的計劃，決心先將革命火種保存下來，尋求立足之地，將部隊帶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，穩住陣腳，徐圖再起。部隊行至永新縣三灣村，毛澤東領導了著名的三灣改編，從組織上建立黨的各級組織，設立黨代表制度，黨的支部建在連上，班、排有小組，連以上設黨代表，營、團以上有黨委；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，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，在政治上官兵平等，經濟上公平。這就開始改變了起義軍中舊軍隊的習氣和不良作風，成為黨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。

巍巍井岡，成為革命的搖籃。毛澤東率領部隊上井岡山，把紅旗插到了羅霄山脈，開始恢復與重建地方縣委，建立各縣工農兵政府。隨著朱德、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，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，成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，革命武裝發展擴大。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后，開展土地革命，使農民迅速認清了國共兩黨的優劣，發展根據地，接連粉碎了國民黨軍多次“進剿”“會剿”。

毛澤東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斗爭中，善于總結斗爭經驗，撰寫了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？》和《井岡山的斗爭》等重要著述，從國情出發揭示了紅色政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必然性，提出了“工農武裝割據”的思想，認為這是取得保存和發展革命的一條有效途徑。后來朱毛紅軍下井岡山，開創了贛南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，為其他根據地提供了斗爭經驗。尤其是古田會議的召開，明確了思想建黨原則和政治建軍方略，強化了黨對軍隊的集中統一領導。

至1930年夏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建立了15個較大的農村革命根據地，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基本形成。1931年11月7日至20日，在江西瑞金舉行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，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，成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雛形。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，開展廉政建設、經濟建設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，政權建設呈現出一派勃勃生機，發揮了對處于被分割狀態的各個根據地的中樞指揮作用。

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敗后，紅軍開始戰略轉移。1933年下半年，蔣介石集結重兵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“圍剿”。中央革命根據地軍事負責人放棄了毛澤東、朱德創造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，采取了軍事冒險方針，而當進攻受挫后又消極避戰，終導致根據地不斷縮小，革命再次出現新的危機。中央負責人博古報請共產國際同意后，率中央紅軍主力8.6萬余人離開了中央根據地，開始長征。在實行這次突圍和戰略轉移的時候，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，并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。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，紅軍在國民黨湘軍和桂軍夾擊下，付出了極大犧牲。渡過湘江后，中央紅軍銳減到3萬多人。嚴峻的形勢使黨和紅軍內部更多的人認識到，務必盡快調整軍事路線，才能改變這種狀況，否則將有覆巢之危。

在危在旦夕的緊要關頭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。會議堅持了正確的黨內斗爭方針，集中討論迫在眉睫的軍事路線問題，主要總結了第五次反“圍剿”以來的經驗教訓，對錯誤的軍事路線進行了公開的嚴厲的批判，認真開展了一次批評和自我批評，集中解決了軍事路線和組織問題。尤為重要的是，遵義會議不僅重塑了黨中央的權威，也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，成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。它在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關鍵時刻，挽救了黨和紅軍，挽救了中國革命。

雄關漫道真如鐵，而今邁步從頭越。遵義會議之后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改變了以往機械的軍事打法，根據戰場實際，敵變我亦變，在變化中尋戰機，在戰機中殲敵，時而聲東擊西，時而忽南忽北，即打即離，迂回跳轉，縱橫穿插于敵軍之間，打亂了國民黨軍整個作戰部署，強渡金沙江，終跳出了幾十萬敵軍的層層“鐵桶”包圍。

主力紅軍長驅數萬里，翻山越嶺、斬關奪隘，過草地、跨大河，風餐露宿、絕地求生，實現了紅軍的戰略大轉移，保存了革命的骨干力量，最后奠基大西北。西北是中國革命全盤戰略中的薄弱環節，三軍會師于此，可謂是上策之舉。九一八事變后，日軍迅速控制東北；后集結重兵越過長城，向關內進軍，蠶食華北。國內抗日救國運動高漲，并推動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。中國共產黨力主和平解決，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。新的危機中蘊含著新的生機，中國革命再次迎來新的局面。

從大革命失敗到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0年，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兩次生死攸關的嚴峻考驗，奇跡般地度過最黑暗的時刻。中國共產黨領導根據地軍民，遇挫彌堅，心懷革命必勝信念，以百折不撓的革命意志，以“為有犧牲多壯志，敢教日月換新天”的奮斗精神，匯聚成無堅不摧的精神力量，在風雨兼程的復興之路上，紅色血脈生生不息，薪火相傳。